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但从西方国家的经验中，我们似乎可以观察到一些乐观的迹象，它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中所蕴涵的经济机制基本相符，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往往会经历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那么，在中国究竟有哪些力量会推动城市绿色转型？经济增长带来规模效应的同时，又会呈现出怎样的质量效应呢？
*，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的存在，会显著改善城市环境。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中国城市内部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推高城市中心地区的土地价格（成本），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出于降低生产成本（主要包括土地成本和运输成本）的考虑，会逐渐搬迁至城市周边。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不断提高，高污染企业向外转移到高速公路入口和产业园区聚集，还能够促进污染物的集中治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整体的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以及在此过程中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也会促使不少外资企业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
第二，技术效应（technique effect）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也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企业更新的设备不仅能够大幅提高产品产量，也能够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绿色生产设备的制造技术都是从发达国家引进的，一些进驻中国的外资企业也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清洁技术，降低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壁垒。从这个角度来看，外国资本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会促进中国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在2005—2010年间，中国借鉴外国经验和技术而实际削减的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达到694万吨和1044万吨。
第三，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节能、环保生活理念逐渐被城市居民家庭所接受，促进生活中绿色因素的不断积累。尽管部分绿色产品（如冰箱、电视等）的价格会略高于传统产品，但当人们意识到绿色产品所能带来的好处时，就会愿意支付额外的费用。我们的研究发现，人们愿意为绿色建筑支付更高的价格（溢价），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期待在未来的使用期内，绿色建筑能带来居住舒适度的改善和能源花费的降低。在绿色生活服务方面，居民的接纳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不少新建公寓采用节能灯、分户供暖和自主调节供暖强度的节能设备，更多家庭选用清洁燃气替代燃煤等。正因如此，部分企业在提供产品和服务过程中，也有意识地加强了绿色要素的宣传。
第四，依赖以上市场调节机制，并不必然能够实现城市的绿色转型，政府在公共事务上的介入十分重要。城市的环境问题关乎公共利益，而企业和居民个体很少顾及这些，从而产生类似“公地悲剧”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主动维护公共利益，在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扮演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的重要角色。例如，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同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各类环境标准也在逐步提高。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如国IV标准）的制定，就参照欧盟国家的“欧4”标准。2004年至今，中国还对包括家用电器在内的九个批次29类产品进行能效标识，成为消费者选购节能产品的重要参考依据。但政府目前在信息公开、标准制定等方面做得还不够。例如，*制定的绿色建筑评级标准还没有被市场广泛接受，消费者只能依靠开发企业的营销信息进行判断，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绿色建筑的溢价并不稳定。
实际上，污染治理也具有规模经济优势。当城市发展到足够大，居民对环境改善的需求足够高时，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提供环境基础设施，也能够雇佣更高素质的环境专业人士。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些地方政府逐渐意识到，城市环境的改善将有助于它们吸引更多的高技能产业和高素质就业者。因此，绿色治理并不是单纯的付出，而是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双赢的城市发展战略。这在产业转型和人力资本愈加重要的今天，成为城市政府的理性选择。于是许多城市政府开始通过公共财政，补贴公共交通和提高公共绿地覆盖率，并实施更为严厉的污染管制政策，宁肯失去一些产业，也要保护城市环境。
随着环境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们能够逐渐观察到中国*的制度因素，在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潜在积极作用。
首先，对地方官员晋升标准的调整。中国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产出而放松环境监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以GDP为核心标准的地方官员晋升竞争机制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在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政府对地方官员晋升标准进行了调整，不再将任期内的地方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晋升的*标准，而是同时考察地方环境保护的基本状况，这在政治上激励地方政府主动开展污染的监管工作。
其次，部分主要城市先后采取了包括限制机动车出行、责令污染企业停产或搬迁在内的一系列行政措施，旨在直接或间接地降低城市污染水平。这些措施更多地表现为短期效果，如“尾号限行”限制了机动车的出行时间，但其“治堵”和“降污”效果因机动车总量的增加而逐渐消减，但若能在这段缓冲期内实现长期的制度设计，仍不失为一种中国*的有效方式。
尽管在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城市经历着明显的环境恶化过程，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十分突出，但城市居民对潜在环境污染威胁的关注，已在其维权意识和行动上有所表现，地方政府部门在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慎重。当然，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中国城市的绿色转型需要政府的主动出击和民众的广泛参与。中国城市走出环境污染的魔咒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虽任重道远，但也是富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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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